培养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长期被视作是主流之外的次要选择，并不受社会大众认可，甚至被称为「兜底教育」「差生教育」。这源于中考之后「职普分流」的政策，应试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构建出了教育的不同层次与等级。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认识职业教育了？
2022 年 4 月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或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转机。这部法律自 1996 年诞生以来已施行 26 年，在今年完成了修订。新版《职业教育法》有了诸多变化，近乎于一部新法。它明确提出，相对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是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本刊专访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他认为，这是新法中最重要的改变。
自此，职业教育将由之前的「层次教育」转变为「类型教育」，获得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和空间，社会也会有更多元化的选择。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一批综合高中，既开设学术课程，也开设技术型课程，而就读职业教育也将不再是锁定一生的「断头路」，可以往上读本科、硕士乃至博士。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视作是兜底的「层次教育」，但这一局面或许会在未来得到改变（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2022 年 4 月，《职业教育法》迎来首次大修，5 月正式施行。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你比较关注本次《职业教育法》修订中的哪些内容？
熊丙奇：这次《职业教育法》的修法，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内容，是把职业教育定位为类型教育。新版《职业教育法》第三条提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新增了第五十三条「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根本理念和定位上的转变。因为我国之前发展职业教育，虽然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但实际中一直是把职业教育定位为层次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教育，职业教育始终低人一等。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职普分流进一步变成职普分层，职业教育成为兜底教育，很多家长从中考之前就开始焦虑等等。
另外一方面，我们高等教育中虽然也有职业教育，但这部分的职业教育却没有安于定位，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很多高职院校追求专升本升学率，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需求有脱节。所以说，对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要扭转。这次修法主要就是修正了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本次修法前，《职业教育法》已经施行了26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修法？我们的职业教育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熊丙奇：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根本定位上的失误。早在20年前，就有学者呼吁，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从最初的定位就是错的。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为了职业教育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财力，但由于定位失误，这些年职业教育一直没有太大发展。
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有着「大而不强」的特点。2010 年的时候，我国中职教育、高职教育的规模就已经达到整个教育规模的一半，如今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越往下走，我们就发现职业教育越走不下去。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分层教育」，这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接受职业教育成为技能人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到了当下，中国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长期以来存在「两离」与「两低」现象。所谓「两离」，一是职业院校「偏离」职业教育定位，不以就业为导向，不少中职、高职院校，都出现以升学为导向办学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虽有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不等于是最大规模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二是职校毕业生「逃离」技能岗位，去年我看到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受访职校生毕业后不会进入工厂、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
所谓「两低」，一是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低」。从世界范围看，职业教育的投入通常是普通教育的三倍，但中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却不如对普通教育的投入；二是技能人才的「收入低」，前程无忧面向应届/在校专科生发起的调研显示，63.8% 的受访专科毕业生预期月薪在 5001～8000元 ，但在已获得录用通知的毕业生中，只有 29.3% 的受访专科毕业生达到这一区间， 63.4% 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实际月薪在 5000 元以下。职校毕业生大多认为从事技能岗位没有前途，希望提高学历来实现逆袭。
而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焦虑越来越严重。一个原因是，职业教育出路也是极其有限的，上升通道不畅。而相比之下，2021 年我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超过 9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8％ ，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一个孩子上了高中基本就能上大学。家长们就会觉得，读了职业教育就把孩子的一生给锁定了。
所以在 2018 年，国务院出台的《发展职业教育意见》中就明确提到，我们要发展类型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要改变以前职业教育，参照普通教育办学的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思路。
熊丙奇：按照「类型教育」的定位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是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地位和质量的关键。什么叫同等重要地位？就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完全平等的，求学、升学、就业也将是平等的。
类型教育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流。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高中阶段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普职分离（分流）模式，以德国为典型代表，初中毕业后，有超过 60% 的德国学生选择进职业院校。另一种是普职融合模式，即综合高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高中基本采用这一模式，高中既开设学术课程，又开设技职课程，可由学生自主选择。
我国之前采取的是普职分流模式，但在新法规定的类型教育定位之下，以后我们的高中也有可能变成综合高中，课程中既有学术性课程，又有技职课程，学生有自由选择课程的权利，然后在高中毕业后，可以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者职教高考。如此一来，高考也将有相应的平等分类。同时，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过往的职业教育是一条「断头路」，现在新版《职业教育法》也在第十五条规定「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就意味着，国家要打通上升渠道，以后职业教育不仅有中职层次、高职层次，还有本科、硕士层次以及博士层次。在各种层次上，职业教育都能与普通教育并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格局。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就出台了诸如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将职业教育上升到专科教育层次等政策。那时候职业学校的发展情况如何？如何一步步演变到像今天这样你所言的「层次教育」？
熊丙奇：从培养技能人才的角度来说，普职分流是合理的。结合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的确很多学生都应该接受职业教育，成为产业技术型人才。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很多学生都愿意去上职校，那时候上中职中专，可能比上普高还好，能学到东西，出来还直接包分配。各个国营工厂里的技工的待遇也不错，一个高级技工的待遇可能比厂长还高，非常受人尊敬。
但是后来随着大学扩招，中职、高职逐渐开始不被人们重视，职业教育的地位就越来越低。这里面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大学扩招、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2000年之后的大学扩招，本意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缓解社会焦虑，但是我们在扩招时强调了精英教育的思路，把少数优质资源提供给少数学生，这就导致教育的分层功能和等级功能被大大强化了。
比如，我们把大学等级化了，分为一本、二本、三本，还有 985 、211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要去考察升学率，助推了所谓的不同层级的重点中学。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悖论：我们的教育在发展、教育资源在扩大，本来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我们又把这些资源分为了三六九等，大家都争着去抢最好的那些资源，这样怎么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在发展，教育在发展，但教育焦虑反而在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中职过去多年的发展情况似乎一直不是很好。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职普分流」的时间点推迟，甚至直接普及高中教育。有学者近年呼吁「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压缩学制」，认为现今的中职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你怎么看？
熊丙奇：推迟普职分流确实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但问题在于，要对如何进一步发展高中教育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这里面要考虑到很多问题。
第一，我们的学生是否都能适应普通高中教育。每个学生能力是分化的，很多发达国家的高中都有技术型的课程，模式也很多样化，我们怎么做到多样化？
第二，如果都走这样的教育路线，是否会导致人们越来越重学历、轻技能？如果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接触过技能学习，那很难培养出学生崇尚技能的意识。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去职校，对今后的职业人才培养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三，我们现在焦虑的是选择太单一，而不是太多元。当所有学生都上普高时，选择反而减少了，可能会更加「内卷」。
三联生活周刊：那如果以类型教育思路来办好职业教育，从高中阶段就开始推进，其关键点在哪里？
熊丙奇：第一，增加职业教育投入。办好职业教育不容易，花费会比普通教育大得多，老师待遇、课程体系都要求更丰厚。
比如在加拿大，每一个综合高中平均有一百七八十门课程，其中有七八十门课程是技职性课程，一百多门课程是学术性课程，这是标准配置。其次是设备，职业教育要实操，就要有设备，要产教融合。加拿大职校的学生学习飞机维修，学校能找到全世界最先进的飞机给学生们实操，汽车维修这种技能课程还能找到赛车，这些花费都是不菲的。学生一看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技术，就会完全改变对职业教育的看法。
第二，上升渠道要畅通，在升学时将职教高考提升到与普通高考同等重要的地位。
熊丙奇：问题不在钱，而在于政府的观念。只要观念转变了，资金问题会慢慢解决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之前我们国家在发展教育过程中，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较低的，很多钱用到了非义务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里面，导致有些地方的义务教育都还没实现线 年实施的《教师法》规定的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长期未得到落实。
国家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家逐渐认识到了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多次明确发文指出要调整、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强化保障义务教育，2020 年我们义务教育教师待遇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还是观念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有没有可能企业也来承担一部分？职业教育需要校企合作的双元制，企业的作用不能忽视。为什么中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兴趣普遍不高？
熊丙奇：现在很多企业的确没有热情参加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因为企业觉得职业教育的人才达不到它的要求。
但其实在真正高端的制造业或其他技术型行业，很多人才都是需要职业教育去培养的，因为培养周期更长，校企合作就做得很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飞行员培养周期就非常长，航空公司通常不愿全担这种风险和成本，就选择跟航空院校、大学进行校企合作，定岗训练飞行员，周期至少是三四年。从这个角度反过来看，你看我们的很多工厂、外卖平台，直接在市场上招人培训几天就上岗了，他们有必要去做校企合作搞双元制吗？
所以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上的内核，一定是高端产业、有很高技术含量和较长培养周期的。一些不是很规范的大企业、产业也相对低端粗放。这些企业从市场上招一批人进厂，可能通过 1～2 周的培训就能上岗了，为什么还要去帮你培养学生？他们会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很多职校的实习乱象就是这么来的：职校实习成为职业院校、中介赚人头费的实习，成了与低端落后产业的相互拉扯，反而进一步拉低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提起职业教育，人们必称德国的「双元制」。为什么德国就能办好双元制和校企合作？
熊丙奇：德国职业教育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的职业教育开展得更早，并且是真正跟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的类型教育。德国不仅是在初中之后分流，早在小学之后就有分流了。
最关键的是，德国现在的整个制造业大约 90% 以上都是高端制造业，必须要有高端的职业技术人才支撑。没有企业的主动性，以及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不可能有真正校企合作的「双元制」。
我曾经问过一个德国企业，为什么要开展双元制？他们说，因为在企业里，培养的成本很高，一台仪器就几千万元，要用好这个仪器，至少需要专门训练两三年。企业要让招来的毕业生能够用这个机器，提高使用仪器的效率，最好的方式就是跟职业学校合作。
现在我国提出职业教育要产教融合，要建立现代学徒制。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淘汰落后产能、推升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需要大规模的技术型人才作支撑。离开高端制造业，就无法建立产教融合体系，企业、学生、学校三方都没有积极性。
三联生活周刊：如你所言，一方面，中国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但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质量不高，求职难现象普遍，还有不少青年人选择从事送外卖等非技术工作。这是否说明，我们经济和教育发展中，出现了人才的结构性错配？
熊丙奇：是的，但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职业教育，也在于高等教育。其实你仔细想，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大概90%的专业本质上都是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就是职业教育，法学、医学、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也是。但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大概超过 60% 的院校都在致力于培养学术型人才，上课看重理论，追求学历提升，这就是一种严重的错位。
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这种错位更严重。地方院校其实是进行职业教育、培养技能人才最适合的机构，但他们首先自己不愿意以此为定位，其次学生也不愿成为技能型人才，最后成了以学历为导向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甚至成了考研名校等。大学教育又成了围绕着考试的应试教育，由此导致本科教育空心化。
2014 年，教育部曾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可很多学校都不愿意转。他们都想办学术性大学，但实际上他们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综合性大学里面很多专业也是职业教育，只是大家不愿意这样叫。在我看来，中国90%的大学都应该进行职业教育，都是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诸如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多数培养的也是应用型人才，哪有那么多学术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就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已经到了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时候。那当务之急是什么？
熊丙奇：首先，国家一直在发文要加强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从教育的角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形成相应的人才结构和培养体系，去培养高技能的人才。
第三，要切实破除整体教育的升学导向，破除唯学历唯名校评价体系。构建技能型社会，从根本上说，必须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和地位。前不久，我接触了一个制造业的国际公司，他们的高级技师与副总裁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技师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技师，有系统的培养与认定体系，这就给了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空间，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欧体育官方网站中欧体育官方网站中欧体育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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