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文化与语言的关系，首要解决的是文化的概念，文化涵义深广,与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笼统说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具体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此可见，文化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社会和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的独特风格与内涵。
鉴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紧密的关系，教师作为语言的讲授者在平时分工作中应该格外注意对以英语为语言的国家和社会文化的学习、理解、传授。我们虽然不能单纯地把语言视为一种交流工具，但不可否认，语言的交际功能是语言最重要功能之一，而我们的语言教学也通常会把交际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那么怎样才算是成功的交际呢？是不是学生只要掌握的词语的准确意义、用法、句法功能，能够说出符合语法结构的英语语句就算成功了呢？笔者认为，这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的交际对象，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懂得如何用英语表达，却对英语社会的文化了解甚少，那么在交际过程中即使我们的学生能够用英语准确无误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难以避免误会的出现。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询问英美人士的年龄是一种禁忌，在我们的文化中却不是很重视这一点，如果我们只告诉给学生询问年龄用“howoldareyou?”却没有告诉学生不能随便问英美人士的年龄，那么在实际的交际中就很可能出现尴尬的情景。可见，在语言教学中应该充分意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把文化教育与单纯的词汇、句法教学等结合起来，真正能够让学生学有所用。另外，这些年来的大学外语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当学生对英语语言国家存在误解或偏见，或者学生仅把语言视作交际工具时，学习兴趣会降低，语言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反之，那些对以英语语言国家和社会感兴趣，更愿意了解和接受英语语言文化的学生，会对学习其语言具有更加浓厚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则是英语水平的提高。可见，语言与文化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应该重视文化教育。
作为英语教师，不论讲授何种课程，针对什么样的学生，我们都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英语文化教育。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有助于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英语文化学习，但绝不能把文化教育的任务全部交给一名教师、一门课程来完成；而对于数量更多的非专业的英语学习者，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就目前而言并不现实，那么，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把对学生的文化教育渗透到英语课堂上，充分利用各种时机、手段、材料、设备等为学生介绍英语国家文化。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在公共外语教学中对于学生的文化教育。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都包含哪些内容呢？这一问题离不开文化的涵义，即我们提到的“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此可见我们语言教育本身就是文化教育，除此之外，关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的教育应该涉及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像是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知识、民间故事与民俗、节日、生活方式、影视文学作品等。文化教育的教学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需求选择不同的教学形式。首先，在教学中以教材为依据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应多留心那些学生感兴趣的文化知识，从教材中的一个小的知识点，扩展出更多的文化知识。比如讲到了单词wedding,那除了讲解本词的意义“婚礼”，我们还可以为学生简单地介绍下英语国家的婚俗，可以选取一些传统的内容进行讲授，例如，“约会、求爱与订婚”中欧体育官方网站的婚前三部曲，或者婚礼的形式，如世俗婚礼和宗教婚礼；也可以选取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比如，婚礼誓词、抛花束或者撒米的习俗、结婚纪念日等。有时候，还可以依据教材和教学时间进度做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文化专题，以《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基础教程》第七单元为例，这个单元主要是介绍西方的节日，情人节、愚人节和万圣节，节日往往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那么除了课本内容，还可以介绍一些其他的节日，假设讲授这个单元时刚好是在12月左右，就可以给为学生介绍一下圣诞节的由来、习俗等。第二，鼓励学生独立进行文化学习。现代校园建设为学生带来了许多学习上的便利，不论是图书馆还是网络，都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知识来源，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比如，在《21世纪大学实用英语1》（全新版）中，第三单元以“探索”为主题，课文A《麦哲伦的疯狂》主要讲麦哲伦航海的故事，对西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麦哲伦航海并不是偶然事件，其中有很多的历史原因，也涉及到一定的地理知识，那么教师就可以给学生布置一项查阅关于麦哲伦航海背景的作业，这样学生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了解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文化知识：大航海时代、奥斯曼帝国、文艺复兴、地圆说等等。第三，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为学生扩展更多的课外知识，使我们的教学内容丰富起来。健康有趣的影视作品、旋律优美的英文歌曲、内容丰富的报刊杂志、风靡全球的畅销书等，只要学生感兴趣，都可以作为教学内容。先来谈谈英文报刊，报刊因其时效性和信息量大等特点，一直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一份难度与学生水平相当、内容新颖的报刊，是学生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提高英语水平的重要工具，教师应该多多鼓励学生阅读英文报刊，我们可以选取英语报刊的部分内容为学生导读，也可以推荐学生自己阅读。以2014年9月17日的《21世纪英文报》为例，其中有一篇文章名为“Festivitiesworld-wide”，文章主要介绍了英美国家的大学生是怎样举办聚会的，我们可以在为学生讲授大学生活时，加入此文章，介绍下英美国家的聚会，也可以在介绍各类节日时，与学生一起阅读这篇文章，比起单纯的文字介绍各类聚会，这种由英美人士写的文章更加生动、有说服力，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利用影视作品进行教学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形式之一，我们未必一定要为学生放映一整部影片，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教学需要的一小段，比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在为学生讲解婚礼时，就可以选择几段经典的婚礼片段进行欣赏；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选择适合学生观看的整部影片，通过影片赏析为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化知识，以经典影片《阿甘正传》为例，其中就涉及到大量的社会历史只是等，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从中可以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文化知识，更加深入的理解美国文化。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规约生成不同文化，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演进中反映了生活在该区域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浸染着本区域的乡土人情，建构了色彩斑斓的地域文化。“地方文化不仅以外在可见、可触摸的形式存在于个体的生活中，影响并塑造个体，而且还以无形的、潜在的方式规约并影响着个体，从精神观念的深处塑造着个体的人格与心灵。”[1]因此地域文化教育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维生素，它能满足学生不同需求，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实施地域文化教育也是践行多元文化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文化教育倡导教育的民主及文化的平等，旨在强化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彼此吸纳从而保护、传承和创新文化。在色彩斑斓的文化大观园中，作为枝枝红杏的地域文化更是不可或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沐浴家乡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莘莘学子理所当然应该熟悉家乡的民风民俗、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因此因地制宜地进行地域文化教育，锻造学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修养就势在必行。
“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恒久的地方传统，不但表现为一般的文字、图像资料和传说故事等语言形式，还表现为特定的社会风俗、习惯，人文、地理风貌，文化遗存、遗产和传人等实体形态。”[2]这些或隐或显的地方文化记忆要想为孩子们所喜闻乐见，必须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通过一定的文学手段，使其蕴含在传说故事中，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成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读物。地域文学能够引领孩子们进行地域文化巡礼，也就成为传承地域文化的有效形式，文学深层的文化底蕴通过文学的手段得以传承，文学用其诗情画意的语言彩绘出地域文化的特质，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依托地域文学进行地域文化教育，不仅可以发挥文学的人文教化功能，还可以建构正确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培育乡土文化的认同感。本文依托淮河流域文学探讨地域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式，以期把淮河流域文学中静态、潜在的地域文化资源予以现代性转换，体现其地域文化的综合性价值。
淮河流域东北连齐鲁、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荆楚、东南通吴越的地理环境，形构了淮河地域多元文化（如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老庄文化等）交融互渗、兼容并包、开放创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恶劣的生态环境以及艰辛苦难的生存条件，锻造了淮河流域忧郁而达观、热烈而沉稳、兼容而执拗、勇武而贵和的复合型地域文化精神。淮河流域文化既承载着中华文明和文化神的共同形态，又表现出与其他地域相异的文化表征和不同的地方意识。这些丰富多彩的内蕴在多元文化交织、碰撞、融合中异彩纷呈，彰显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发挥淮河流域文学的审美、教育及认知价值，适应地域文化的多样化和学生的发展需求，同时强化地域文学的文化选择、传播和创新功能，把这些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内化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欣赏影视剧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它可以引领学生在视像文明中作逍遥游的同时把剧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底蕴和风俗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学生心灵深处，给学生以心灵的触动。近几年彰显淮河流域风土人情的影视剧风起云涌，这些影视剧展现了淮河流域与时俱进的多元文化变迁和独特的地域风貌，凸显了淮河两岸的区域风情和民俗文化，是对学生进行地域文化教育的绝好材料和最佳方式。如作家潘小平与曹多勇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美丽的村庄》勾勒了乡村生活日新月异的革新图景，描绘淮河两岸历史和现实生活画卷，渗透风物民情、文化特色和地域美景，尤其是作为淮河流域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精髓的花鼓灯和舞彩龙更是淋漓尽致地把淮河流域乡村人文与生活原生状态跃然荧屏，在生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尽显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的电视剧《苍天厚土》、《太阳月亮一条河》、《菩提树下儿本无罪》无不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历史事件、服饰饮食等民间文化，这些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勾勒出别开生面的风土人情画卷，展现了淮河流域人民从命运多舛走向色彩斑斓的幸福生活、塑造富有典型区域特色的人物形象，渗透了异彩纷呈的淮河流域民俗风情，再现淮河两岸人们波澜壮阔的原生态的真实生活场景，折射勤劳朴实的淮河儿女的人生百态、风俗习惯，凸显其精神面貌，寄托作者的美学理想，彰显淮河两岸的自然和人性美。这些丰富多彩的影视媒介资源是对学生进行地域文化教育的源头活水，作为淮河两岸的莘莘学子，在熟读经典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影视剧进行地域文化巡礼，一方面使自己了解所生活区域的历史渊源、人文景观、神话传说、名胜遗址、文人墨客、民风民俗等显性的传统地域文化，在培养人文素养的同时增进对家乡优秀文化传统的了解与热爱，培养学生“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乡土自豪感和文化传承意识，另一方面使浓郁的地域文化浸润在学生心灵深处，积淀个体的文化知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媒体中淮河人和地域形象进行审视，了解媒介建构的形象和现实生活的偏差，在体验媒体文化美感的过程中批判性解读媒介话语，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勤劳智慧的淮河儿女创造了淮河文化的美好篇章，这种兼容并蓄的独特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乡土文化、多元文化内涵、民族正气之歌和恋祖思乡的根脉意识等方面。文学是传承地域文化的有效途径，淮河流域文学书写淮河流域的乡土人情，把诚实淳朴的民风融于优美的水光山色之中，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浓厚的地方特色如影随形渗透到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建构了诗情画意的淮河流域风情线，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凝聚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地域文化教育可以以文学为载体，引导学生品读地域文学经典，享受文本之旅的愉悦，聆听来自文本深处文化的呼唤，触摸文本深层的文化底蕴，感知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态及其文学书写形态，完整体认淮河流域文学及其文化的当代意义，并通过深入的文本分析，析解其表现出的民族正气的殉道精神、勤奋务实的开放精神、不畏的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恋祖思乡的根脉意识等。如许辉的很多作品如《人种》、《一个人的淮北》、《没有结局的爱情》、《尘世》、《卖月》等都书写了淮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全面多角度地呈现了淮河人家最本真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淮河两岸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和淮河儿女挥汗劳作的独特景致，对沿淮两岸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也浓墨重彩地进行刻画、挖掘，使作家对所生活的自然、社会、人生环境的独特感受和深层思考混合着淮河儿女的日常生活跃然纸上，使地域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除旧纳新，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总之，淮河文学不仅展示了淮河流域的乡土人情，也建构了能够承载淮河流域文化精髓的经典人物形象，彰显了丰厚的淮河文化底蕴。无论是美不胜收的生态美景的再现，古朴敦厚的民风民俗的挖掘还是透视淮河儿女生存历程的变迁、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无奈等无不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共鸣，使读者与作者产生一种精神的际遇和情感的交融，那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触动人的心灵，读者在鉴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享受愉悦的文本之旅，获得了内心的悸动和喜悦，同时提升文学作品的感受和鉴赏能力。
地域文化的比较不是为了分出高下优劣，而是通过比较，发现本地区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地域色彩、知识谱系及表现形态。在比较中把建筑特色、民间艺术、服饰装扮、地方传说等地域文化载体的显性知识内化到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中，同时也把地域风情、生活习惯、道德传统等地域文化的精髓积淀在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不同的地域化不是孤立的，只有在可比较性的文化态势中才能相互参照，比较既可以同一文化圈如把安徽的皖江文化与淮河流域文化进行比较，也可以把淮河流域文学置放于与其他地域文学如湘楚文学、齐鲁文学等的比较视野内，加以详尽分析和阐释，完整体认本体意义上淮河流域文学及其独特价值和艺术特色，以及淮河文化的内在特质。
目前很多书写淮河流域乡土风情的文学作品已经走上影视屏幕，进行地域文化教育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经典文学作品和影视文本比较阅读，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观摩改编的影视作品，然后比较印刷文本和视像文本呈现地域文化的方式、不同人群形象的地域烙印、文本建构的地域文化和现实的偏差等问题，这种比较能引导大家对不同文本作出多元化的阐释。因为影视作品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图像、字幕、场景、细节、叙述和声音的刺激，这可以引领学生合理运用影视作品中的信息去同化已有的知识结构，借助媒体获得地域文化的熏陶感染。
进行地域文化教育还可以把不同作家描写同一地域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以期发现不同人眼中的不同文化风景。如许辉和王安忆不约而同地在淮河流域寻找精神家园，书写淮河流域的乡土人情，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带有浓郁的淮河流域地域文化色彩，展示了其外在的民风民俗，也深入挖掘了淮河流域文化精髓，建构了能够承载文化特质的经典人物形象，彰显了丰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但是二者毕竟出身、经历和审美趣味不同，许辉是土生土长的“淮河岸边的作家”，长期浸染在淮河流域精神文化变迁之中，对于自称“淮北佬”的许辉来说，他真切地体验了淮河流域文化的独特，“淮河文化既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更是他文本情感依附的有效介质。许辉的作品，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都洋溢着淮北平原独特的气息，文本中夹带的皖北地域文化信息异常丰厚，他努力挖掘出淮河文化的精髓，在讲述现实与历史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展示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意蕴，从而使得他的文本成为特定地域的人物群像展示图，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参照性。”[3]他把自己对淮河流域文化的感受和思考巧妙地融入自己小说中，故此许辉的作品被称为“地域文化的里程碑”。王安忆虽然设身处地以知青身份体验过淮河生活，但毕竟是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在倾听记忆中的回响，插队生活的沉积已经成为时过境迁的记忆表象，有人曾说：“王安忆笔下作为她精神家园寄植地的淮河乡村，并非现实中淮河乡村的全部或全貌，它只是经过时空、情感的过滤后呈现完美人性的淮河乡村的一角。”[4]在《隐居的时代》、《姊妹们》、《蚌埠》、《小鲍庄》中，王安忆只是把自己的记忆留存、曾经的热情和当下对理想村庄的憧憬寄托在淮河流域的某个特定空间，重拾旧梦并融合自己对现实的审视编织七彩斑斓的文化空间，建构完美的乡村图景。两者基于乡土文化建构的精神家园各放异彩，在地域风情的书写、地域方言的驾驭和地域文化的挖掘及作者的文化审美追求等方面肯定大相径庭。引导学生徜徉在文本之旅时可以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入手引发学生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将地域文化教育渗透在学生内心深处。
我们拥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且自古及今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仍在）崇拜、折服于不足千年的欧美文化，忽略、遗忘、歪曲我们自己的文化，致使我们在模仿别人的同时迷失了自己，整个社会被撕裂的文化碎片和浮躁的精神状态所裹挟。造成这一切乱象的症结，在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位的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上。而关于传统文化教育，我们既没有达成全社会高度重视、鼎力支持的共识，也没有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终身立体教育体系，我们的传统教育在深度和高度上不仅落后于欧美大国，还落后于日韩等周边小国。
意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4年，教育部特别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是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比较普遍，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二是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课程门类孤立化、教育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大大降低了教学效果；三是教育教学中的技术性问题突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相对缺少统一的技术规范指导；四是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有待形成，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还是教师、场所还局限在校园、手段还主要依赖于课本，家庭教育不足，社会教育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且方法单一、形式枯燥，还没有完全形成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支撑的良好态势。①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国长期以来以应试教育为导向，重考试、轻能力、忽略传统文化教育的教育模式息息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各种矛盾逐渐凸显，缺失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弊端也日益显现：物质文化遗产屡遭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忠义仁孝、诚信节俭等传统美德被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取代，歪曲历史、戏说英烈之举随处可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已逾一个甲子，到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要继往圣之绝学、延续中华文明的文化血脉开天下之太平，要成为掌握世界主流文化话语权的文化强国，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改革创新现有的教育体制，大力加强和完善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要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标准化、制度化、可持续化，形成全社会宣传传统文化、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的良好氛围。为此，我们亟需另辟蹊径，既能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又能兼顾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增加他们的课业负担，寓教于乐，化育无形。
加强和完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涵盖了一个民族物质生活、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的方方面面，是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仅凭有限的书本和课堂，始终过于单薄、肤浅，易于浮于表面、失于片面。而相较于学校和家庭，庞大的博物馆家族掌握着海量的文化遗产数据、拥有数量庞大的文物资料和专业的研究、宣教团队，博物馆直观生动、琳琅满目的藏品和展览为人们与历史、与祖先、与集体记忆的交流架构了神奇的时空隧道；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作为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益机构，本身就肩负着运用陈列（展览）、藏品和相关资料等优势资源，面向所有人群进行科学知识、传统文化、艺术审美终身教育，传递文明薪火的内在历史使命。根据国家文物局年度博物馆年检备案情况，截至2014年底，我国博物馆总数已达到了4510家，比2013年增加了345家，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到2015年底，全国注册博物馆总数更新为4692家。可以说基本上全国各地每一个城市，都拥有或在建至少一座反映本地特色文化的博物馆，很多优质博物馆甚至成为扬名一方的地标建筑。由此我们毋庸置疑，只有兼顾广度和深度的博物馆才能为完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得天独厚的最佳资材。近年来，博物馆在以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为重点的教育改革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在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未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将构建完备的终身教育模式，其中一个重点便是大幅提高社会教育资源利用水平。2015年初，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将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计划”。①这些文件的出台，显然从政策导向上肯定了以博物馆为代表的社会资源在未来的国家教育事业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事实上，我国许多优秀博物馆已经在利用本馆资源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摸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从全国、全行业来看，这项目前来看并未上升为“必选动作”的工作任务在不同博物馆的待遇是不尽相同的，有每月推出多次社教活动的，也有一年也搞不了几次社教活动的；而即便在同一个博物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也常常出现社会教育活动质量和数量的参差不齐，比如有因负责人更迭而活动消失或减少的情况，还有因其他方面工作负担重而简化或取消活动的情况，等等，不一而足。总的来说，比起欧美日韩等博物馆教育臻于成熟的国家，我们的博物馆资源利用率一直很低，影响不足，社会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还处于各自为政、良莠不齐、随意性强、缺少规范、系统性差的自发阶段，整体而言没有统筹规划性，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作用。穷则思变，如何最大化挖掘博物馆资源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潜力，急需高屋建瓴，转变思路，从建立社会教育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长效机制博物馆行业责无旁贷、迫在眉睫的角度自省自觉，倒逼博物馆由内而外地努力做出改变，大幅提高手中资源对国民素质教育的贡献———博物馆资源课程化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所谓课程化，即是相对稳定、准确、系统地传授知识。早在2011年，两位来自专业教育领域的学者就曾发表了《博物馆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研究》①一文，指出我国博物馆课程资源并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而来自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博物馆资源成为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课程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资源在更深更广领域的传播和可持续性的影响力，从而在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激发情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尤其是在宣传传统文化、引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归属感方面，对受众发挥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目前，我国博物馆资源课程化在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的探索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模式，博物馆主导：从课程内容设计、教案编写、宣讲形式及其相关活动策划都由博物馆全权负责。在这种模式下，又可分为免费课程和付费课程两种形式。以博物馆资源课程化开发较为成功的国家博物馆为例，专门辟有教育体验区，目前已形成全年不间断、体系完善、针对不同群体的传统文化体验课程，以博物馆展厅展品的观赏、专业老师的讲授和教育体验区的系列活动（游戏、手工制作、表演等）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参与者对藏品及其蕴含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的了解，最终实现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这种自主主导的模式能积极调动博物馆内部现成的优势资源，且易于操作、便于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几乎见于我国所有迈开资源课程化步伐的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收费的选择，主要出于课程额外成本的需要，并非经营行为。第二种模式，教育部门主导、博物馆协助：学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培养计划并设计课程，然后结合博物馆实地和实物资源讲授，以现场教学和文物证据的生动形象以及博物馆权威的研究成果加深学生对课程的印象，丰富他们的体验。这种模式使博物馆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的性质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也是博物馆资源开发利用最能彻底课程化的方式。第三种模式，商业机构主导、博物馆合作：商业机构（以教育机构为主）从博物馆购买资源服务（场地、教师、研究成果等），然后经过专业团队的策划（课程制作与推广营销）和博物馆的帮助，完成课程的销售。这种模式的最终目的是盈利，但与此同时，博物馆资源也得到了有效传播，达到了社会教育的效果，可以说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以果壳传媒旗下的读书品牌“果壳阅读”项目为例，网罗了一批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发了以博物馆藏品及其内涵为讲授、体验对象但不局限于博物馆场所的课程。这些课程尽管也分免费和付费，但都以商业运营为前提的。目前，这种模式也日益受到各方重视。上述三种差异颇大的课程模式，有着共同的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一，课程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由谁把关监督？尽管在博物馆资源课程化利用的过程中，授课者基本上都是该领域的权威或专家，但也不能避免出现错漏不妥之处。第二，授课者的资质是否需要认证，如何认证？以博物馆主导模式为例，推送的授课者在专业和教学技术上能否胜任自己的岗位，需要明确。第三，课程的系统性和授课的持续性仍是难点。这突出体现在中小博物馆的资源利用上。许多中小馆藏品要么单一、要么不全、要么太少，展览不足，很容易陷入课程与博物馆资源脱节的困境。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国家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促进博物馆资源课程化的政策和实施细节，并以制度的形式将这一做法固定下来。我们相信，博物馆资源课程化利用一旦全面而持久地开展下去，将对宝贵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人心助益无量。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之一，是居民社会生活的起点。而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莆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辖4个市辖区、1个县，共7个街道、38个镇、8个乡。其中，行政村879个。农村社区占全市社区总数的85%以上。发展农村社区文化教育，推进农村继续教育发展，对推动莆田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全市社区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社区教育工作，面大线长基础差，加上城乡差别造成的观念和物质效应，导致文化教育需求相对短缺，文化教育环境相对失衡，文化教育服务相对滞后。综合起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从农村社区文化受教育主体自身看，有些农民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认为社区文化教育是城市人的专利。有些农民由于身处落后、封闭的偏远农村，仍然奉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理念，对参与社区教育、丰富文化精神生活欲望不强。从各级领导来看，有的领导尤其是县区、乡镇领导不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对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的组织、指导不够，许多基层村干部对社区教育的认识还处于刚启蒙或半启蒙的状态，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工作停留在县长、镇长会议部署、文件出台上，“县长文化”“镇长文化”的倾向较为明显。如涵江区江口镇、国欢镇，荔城区西天尾镇等一些经济较发达乡镇，年轻人外出经商、务工，老年人、妇女、儿童以及离开校门的青少年留守农村，当前这个群体的继续教育几乎呈沙漠化状态。社区文化教育建设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管理指导，处于无序和单调的状态。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投资渠道单一，大多由政府投资，而未能充分吸引农村社区居民、民间组织和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政府投资存在着成本高、难度大、形式单一的问题。许多乡镇一级财政还是“吃饭财政”，乡镇财政一般没有预算文化活动费，除了人员工资，几乎没有专门的业务费。如遇中心任务需要，必须开展文化活动，也只给补助性的追加。村级集体经济更是薄弱，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一笔社区文化教育的费用。市社区大学教育经费有限，全市农村社区教育经费需求“僧多粥少”，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以我市879个行政村为例，830个村设立了文化室。但是这些文化室往往只有挂在门口的一张牌子和室内的一张办公桌，配备电脑设备、图书资料的不到50%。许多乡镇文化经费只体现在年初或年终的预决算报告上，真正投入到文化活动的经费少之又少，社区教育经费靠集资、民间筹资形式，缺少固定的经济保障，导致农村社区教育内力严重不足。
现在农村基层的普遍现象是：乡镇、村居文化干部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乡镇文化站干部兼他职多、干本职少成为一种定律。从事社区文化教育服务的队伍力量不足，社区工作缺乏专业人员。例如，我市近年来，许多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长期不在岗，抽用、借用、借调现象占70%以上。一些村（居）文化室无人管理，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教育文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社区教育文化设施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基础，但目前许多农村社区文化教育设施简陋，文化活动场地缺乏，社区文化教育资源配置得不到充分整合。一方面，市社区大学、各农村社区内的单位、学校与所在地社区割裂，单位、学校的文化教育、文化活动设施有的使用率低，甚至闲置。另一方面，所在地社区却缺乏文化活动设施，或另外投入资金，另外配备设置文化设施，同一区域内的文化设施重复配置、资源闲置与资源缺乏并存现象严重。如莆田市现有1个艺术馆，53个乡镇（街道）文化站、830多个村文化室，而线%。西天尾镇、江口镇等一些经济较富裕的村（居）文化室，文化基础设施虽然相对完善，有图书阅览室，有室，但室红红火火，阅览室的桌上却布满灰尘。社区文化教育阵地使用率不高，农村文化设施在农村社区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方面，充分发挥各地社区教育中心网络系统和电大现代化远程教育设施技术优势，联结农村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社区教育超市。针对农村社区中不同群体、不同教育对象，市一级社区教育中心、市社区大学可与公务员局、教育局、科技局、社会劳动保障局、市农办等单位联合举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农业技术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能等培训，为农民创业就业导路引航；与市宣传、文化部门联合开展常年性面向农村的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文化器材活动，为农村送去文化大餐；与劳动保障部门实施外来工、农民免费培训再就业工程；与妇联等妇女工作机构联合开展“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为农村妇女群众讲解妇女权益、婚姻家庭等法律知识。例如，我市涵西街道社区教育点利用孔庙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公祭活动，强化市民尊师重教意识；江口镇莆仙东岳观管理委员会社区教育中心邀请了法制专家为社区居民作法制专题讲座，都是政府送文化与农民办文化相结合的良好实例。另一方面，建立起“政府资助、部门救助、企业赞助、群众自助”相结合的投融资体系。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兴建农村公益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引导农民自办文化。通过举办各类村活动室、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等文化阵地，举办农民艺术节、农民电影节、莆仙戏民营剧团会演、乡土美术书画展等各种文化活动，让农民自娱自乐，在学习和活动中提高素质，陶冶情操，激发热情。
由于各农村社区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办学条件差异、农民需求差异，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建立灵活的办学机制、办学形式。在办学形式上，不一定拘泥于社区大学的课堂教学，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是农村社区教育的大课堂。在办学条件上，社区文化建设所需的设施和教学设备，可通过资源整合得到解决，如基层乡镇的党校、人口学校，村级组织的党员活动室，各基层中小学校舍，合理整合这些资源，可减少很多基础投资。可与社区中小学共建教育基地，以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为目标，开展各类青少年社区教育活动，对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和科普知识等进行教育培训。同时，各地广播电视大学终身学习在线平台功能强大，资源丰富，可开辟“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老年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技能培训”“三农课堂”“残疾人课堂”等多系列多媒体课程。海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跨越时空界限，也可以给农村社区居民开设一个“永下下课”的网络学堂。
重点是运用四种方式：一是培养典型。着力抓好农家书屋、村文化室等方面的典型，推广提高。二是差异管理。不要一刀切，要区分城乡、沿海、山区、平原、经济力的强弱等综合因素。三是动态推进。重视发现亮点，加以扶持，以先进带后进。四是发展产业。把发展社区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增长点和工作平台，在引导中扶持，在扶持中发展。建立两个机制：一是民俗文化推广机制。莆田市文化积淀深厚，农村人口占80%以上，各个社区民俗文化迥异。如莆田市的莆仙戏曲、民间音乐、工艺美术、春节、元宵民俗等都深深扎根在广大的农村，加上全市有1万多座宫庙和众多的文物点，这些资源是做好社区文化工作和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有利条件。二是特色文化推广机制。地域和经济条件的差异造就了各地的文化各具特色。必须因势利导，因材施教，鼓励农民创造各地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以特色立文，以品牌树威，培育全市不同地域、不同社区文化教育品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氛围。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往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容涉及国家、组织、个人等不同层面，同时涵盖民族、宗教、地区等不同维度，其高度、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学术界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逐渐重视跨文化类的学科研究。[1]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在以“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为主题的国际教育大会中提出了“跨文化教育”的理念。该书阐述了“如何承认不同文化局域的同等尊严”、“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之间相得益彰的联系”、“跨文化性及多重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ty/Multiculturalism）”、“跨文化或多重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InterculturalEducation）”。[2]虽然该书并没有明确地对“跨文化教育”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但这是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公开提出跨文化教育这一概念，标志着跨文化教育即将成为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预示着跨文化教育模式将成为国际教育的主流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国际教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中，对“跨文化教育”进行了定义：（1）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同时进行多种文化的教育或以一种文化为主同时兼顾其它文化的教育；（2）在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文化、风俗、信仰和价值观都不相同的环境中去接受教育；（3）特别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更好地去适应非本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信仰和价值观的教育。[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发表的《EducationinaMilti-linguaWorld》一文中指出，在跨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要全方面、多角度、系统性地关注学生的学习环境、学习氛围和学习过程，其中包括：教学环境、课程安排、教学方法设计、语言环境选择、师生互动方式等，而不是简单地将跨文化教育当作一种“依附”在传统课程教育上的教育方式。例如，在教学方法设计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其中，教学环境的设计和语言环境的选择是顺利开展跨文化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因素。[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6年发表的《UNESCO.UNESCOGuidelineson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文中指出跨文化教育的两个内涵。其一，跨文化教育过程中，需要考虑每一位受教育者的文化背景，平等对待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个体，秉承着“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理念，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让受教育者真正地去认识自身文化的发展以及体会相邻民族文化间的文化共荣，最终达到不同文化间整合与升华。其二，跨文化教育是一种互动的教育形式，它以实现每一个受教育者积极、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为目的，促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宗教、不同性别的人群互相交流、提高。所以说，跨文化教育是一种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发展和共荣的教育形式。[5]这两个内涵充分体现了跨文化教育核心理念和主要目的。综上所述，可以将跨文化教育概括为一种在复合文化背景下，以形成合理的跨文化意识为核心，培养尊重、开放、宽容和平的心态，坚持客观、无偏见的理念，结合传统的教育模式，通过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学生间的互相学习，从而增强人们在发扬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达到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互相理解、尊重、提高的新型教育模式。[6]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跨文化教育的内容与传统的大学课程设置会大有不同。传统的大学课程设置更加关注与对于知识点的灌输和演示，而在跨文化教育过程中，主要是向受教育者传递一种包容性的概念，帮助学生去理解、认识和分析目标人群的文化特点，倡导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共荣。在教学内容上则以跨文化沟通、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为主，例如自我意识的培养、复合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跨文化交流的方法等一系列的管理组织。根据Watzlawick的观点，沟通是人际交往间的一种相互行为，这种相互行为在人对事物的理解和价值观上得以体现，[7]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建立在具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跨文化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帮助受教育者克服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障碍。因此，跨文化教育的内容上不仅有跨文化行为互动的内容，而且包括组织行为、行为心理的基本知识。[8]跨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根据培养目标和内容设置的变化而变化，形式多种多样。美国知名跨文化教育学家Forstamann和Gudykunst的研究结果指出，跨文化培训的方法可以分为文化特色教学法和文化特色实验教学法两大类。文化特色教学法，又可以分为文化特色教学和非文化特色教学法。文化特色教学法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文化，介绍相关的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信仰等文化信息以及对该类人流沟通的方法。而非文化特色教学法指的是一般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文化特色实验教学法，又可以分为文化特色实验教学法和非文化特色实验教学法。文化特色实验教学法是通过模拟或角色扮演等方式展现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场景，学生通过模拟场景的切身体验和结合自身实际感受，进行跨文化适应性的探索和训练，并且在模拟场景结束后进行小组讨论，从之前的模拟实践中提炼出文化差异和寻找最佳解决方案。[9]
3.1奥地利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奥地利高等教育管理系统通过不同方法来管理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其中包括给移民提供跨文化教育、对所有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在奥地利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跨文化学习是一种“教育准则”，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所有学生的跨文化竞争力。移民群体的跨文化教育已经从最开始的对偶法和同化法进一步转为了综合法。对偶法的目的在保护学生的原有语言和文化，提供学习东道国语言和文化的教育机会。同化法集中在当学习东道国语言和文化时牺牲移民者的语言和文化的损失提供补偿。综合法是让移民融入到当地社会的同时不放弃自己本土的语言和文化，这种方法是伴随第一语言教学的学校同时产生的。奥地利跨文化教育强调文化间的互动性。奥地利的社会文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社会，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在生活习惯、语言、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性。奥地利跨文化教育是通过教育工作者将不同文化的群体集合在一起，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从认识差异、承认差异再到接受差异。在互动过程中实现各文化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文化共融。奥地利跨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普及性。奥地利跨文化教育的推广不仅仅在高等教育，在奥地利的中学、小学甚至是学前教育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开展跨文化教中欧体育官方网站育实践课程。奥地利跨文化教育的多语言性。奥地利的官方语言是德语，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奥地利鼓励学生在积极掌握好德语的基础上，从小学习多门外语。在奥地利的中小学，就已经开设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等多门不同语言。同时，教师会对所学习语言的风俗、文化进行传播，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以及学会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进行交流。[10]3.2奥地利跨文化教育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初，跨文化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准则被引入奥地利的高等教育必修课程。跨文化学习没有作为特定的学科，而是作为推荐项目给老师把这些原则应用于所有学科。它的主要目标有：（1）探索文化资产（习惯、语言、习俗、传统、传说、神话、歌谣等）的本土和移民群体（特别是在地区与种族多样化的教室）；（2）创造一个文化价值可以被所有学生体验和形成的学习环境；（3）引起文化差异的兴趣和好奇心，为了培养鉴赏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4）为了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注重文化，语言和种族的多样性，为了解决民族-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5）培养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学生之间相互理解认识到共性和减少偏见；（6）为了注重双语和多语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使用他们的第一语言。3.3奥地利IMC克雷姆斯应用技术大学的跨文化教育课程。奥地利IMC克雷姆斯应用技术大学的跨文化教育课程采用了欧洲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及教学方法，通过对各种教学资源的开发、整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跨文化教育的内涵、意义，督促学生参与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中来。这些课程的主要对象来自与旅游管理、管理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该类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进一步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文化的形成、特征、衍生，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中进行进一步的交流等。授课方式的安排更多的考虑让同学们参与到课堂当中，通过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同学们从意识上、情感上和行为上对跨文化理论概念进行更加真切的认识、体验，增加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4.1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跨文化教育作为当今教育管理领域的热点之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同时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现实意义。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现阶段的情况，跨文化教育的实施有以下几个好处：加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和科研质量；树立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培养学生的文化包容性，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因此，无论是从外部需求的角度，还是自身发展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坚持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并全面推进我国跨文化教育进程。4.2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为了更好地将跨文化教育落到实处，给学生营造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是跨文化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一是要引进优秀的且有丰富跨国教育实践经验的外籍教师或优秀学者，通过“一人一测”的薪资激励机制，吸引海外优秀的专家学者，实现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和多样化；二是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教学方法培训等形式培养现有教师的跨文化教育理念和认识，提高现有师资队伍的水平。4.3搭建国际化的沟通交流的平台。跨文化教育的实施过程，不应该是停留在书本上或局限于教室内，也不是简单地选派交换生或组织访学团，而是更多地与其它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建立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在平台上对跨文化教育教学过程的分享和交流，给学生营造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教育交流氛围。4.4细化跨文化教育的实施过程跨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我国高等教育过程中属于发展初期，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体系构建还有待提高，其中包括教材内容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本土化研究等方面。在学术界中讨论和研究的重点更侧重于跨文化语言交流及跨文化翻译，导致我国跨文化教育研究的内容略显单一，缺乏交叉学科的支持，如旅游文化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跨文化教育的学科建设需要加强与各学科间的联系及交叉实践，通过不断地去粗取精，才可以更好地将实践教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终身学习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终身学习能够帮助所有学习者拥有时时处处都能学习的权利。语言文化教育所面向的群体正是所有学习者，只有当对所有学习者进行语言文化教育，其教育价值才能最大化体现。为了更好地提升语言文化教育的成效与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优化学生语言文化素养，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全面地把握终身学习时展的脉搏，更好地契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全方位构建语言文化教育体系，以此来更好地提升语言文化教育的整体质量以及整体水平。
终身学习是全体公民个人发展的需要，在学习群体及学习需求增长的基础上，进行语言文化教育的积极构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公民的语言文化素养。比如语言文化教育能够引导人们学会礼让、谦虚，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充分注重礼仪教养等，这些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习者的语言文化认知，促使学习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史为鉴，以古人为榜样，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另一方面，语言文化教育还能够全面提升学习者的人文思想。语言文化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思想，这些人文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且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价值。语言文化教育是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是将语言文化的宏观面传送给个体的途径之一。未来终身学习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要求学习者能够进行不同语言文化教育的渗透，未来终身学习社会的语言人才，不仅仅要具有语言的自如运用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同时还要求是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的国际化语言人才。而语言文化教育能够培养和加强学习者的语言文化交际能力和语言文化适应能力。此外，在终身学习活动实践中，充分全面地融入语言文化教育，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各个层面学习者的学识修养，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学习者的文化认知，全面拓展学习者的文化视野。语言文化教育的构建，不仅可以促进学习者素质和意识的全面发展，提升学习者的核心修养，培养他们的语言文化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还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使得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锦上添花。语言文化的发展历史能让学习者学习到丰富的民族精髓，也能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语言文化教育是传播、传承、交流的途径，随着国家对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视不断加大，积极构建语言文化教育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语言文化发展，加强语言文化交流是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教育目标，其中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实现其教育目标的基础。语言文化教育依赖语言文化的发展历史，如果不了解语言文化的发展历史，就不会意识到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更不必谈及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语言文化都经过历史的积累，都具有其长期演化的特征，因此语言文化意识培养过程中要遵循语言文化长时期形成的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就是要依照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进行适应际。此外，许多节日也是培养语言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各国都有与本国文化息息相关的节日，可以借助节日面向所有学习者进行语言文化教育，加强语言文化意识培养，宣传语言文化教育重要性。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为语言文化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语言文化教育是各国进行沟通交流的友好桥梁，因此培养和提高全体公民的语言文化意识是语言文化教育的首要教育任务。学校是人才培养最重要的单位，政府应给予学校更多语言文化教育资源上的支持，帮助学校之间建立起语言文化教育交流的平台。良好的学习平台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从而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文化意识培养。语言文化教育的资源投入不仅仅限于传统学校，未来的社会是终身学习型社会，资源和教育需面向所有学习者，积极融合终身教育和语言文化教育，才能使两者的教育效果最大化。公民的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能促进语言文化教育传播，帮助国家提高国际地位。
教育政策法规体系是教育体系质量保障与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最关键的保障。国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体系有利于解决政出多门、政策法规不配套的问题。语言文化教育政策制定是国家相关机构对语言文化教育所做出的肯定，政策的制定与颁布是国家和群众从法律上确保语言文化教育的地位，也是对语言文化教育的教育价值肯定。语言文化教育的整体政策由国家和政府领导与建设，整体政策不单指某一个方面的政策建设，也不是某个单一的政策，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政策体系，通过层层递进的法规政策强化和完善其规范作用。政策法规制定首先要构建一个总体支架性的蓝图，这种宏观规划必须由在地方范围的微观规划来修改增补；其次，应该周全地寻求对政治支持和公众支持方面的动员，而且各语言文化教育利益相关者应该积极地参与到规划和实施阶段中来。政策法规应该具有一定灵活性，以便语言文化教育实施过程中留有修改的余地。为了保证语言文化教育政策法规的实用性，每一项政策法规的制定颁布都要经历一段长期的酝酿过程。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做出决策之前需要通盘考虑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的众多影响因素。地域文化差异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制定政策时不应该随便地引进某种政策法规，也不应该未经仔细考察就随意放弃，应与国情相适应，并扩大政策法规的包容性，以便面对不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差异能够灵活面对；兼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赋予地方政府对政策修改增补的权力，保障政策法规的实施。除此之外，国外的语言文化教育政策法规体系有其特殊的结构与范畴，有许多值得我们引鉴的地方。国家就必须从国际视野的高度，用动态的眼光来制定实施及评估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借鉴完善，建立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化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也意味着人才需求量的增加，语言文化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的构建不仅影响着语言人才培养，也加强了不同学习群体的语言文化意识。我们在探索语言文化教育与制定语言文化教育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本国的语言环境，以及全球化的语言大环境；创造性借鉴他国的经验，不断调整本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以语言文化教育全面服务于国家战略，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力提倡鼓励全民进行语言文化教育，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冯广艺、张春泉2006《和谐社会与和谐语言建构》，《湖北社会科学》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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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烈琴2013《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及其对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外语教学》第9期。
赵世举2015《语言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张治国2017《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及其启示》，《外语界》第2期。
张治国2018《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应该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改善文化供给侧，拉动文化内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费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消费的价值指向则是观察人们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人们总是在满足温饱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扩大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提升中国居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2]包括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文化教育消费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3]鉴于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属性、消费本质、消费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点研究文化教育消费。文化教育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服务的消费，包括接受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兴趣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参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学习活动。[4]按照消费层次，消费可以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三大部分。生存消费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人们优先满足生存消费；但是在生存消费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消费活动，而发展消费的核心是文化消费，它是消费结构中发展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5]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时，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6]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消费支出保持全面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正在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在中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7]本文从1993年开始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1993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更加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8]文化教育供给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教育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旅游、娱乐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终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费上，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见图1。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比重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比重呈“波浪式”变动，但总体变化平稳，从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与2014年又缓慢上升到42%，虽然城镇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在40%以上，仍是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数据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总体上，教育消费作为居民家庭基本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是促进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文化消费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文化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已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费观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给、社会保障等，下面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文化教育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继红通过对江苏省农民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对364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4%，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为153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88%。[10]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几乎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可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加的经济基础。第二，居民消费观念。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书传家是每个家庭的期望，每个家庭都希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层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视，高学历高技能成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投资子女的教育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重头戏。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的43.5%是为子女教育支出准备的。可见，中国居民教育消费观念是支撑文化教育消费不断增强的主观基础。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产业供给部门多数仍然作为事业单位，文化教育产品的供给受到政府政策的较大影响。20世纪末，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将原来单独有国家承担的教育成本改为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其中学杂费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教育部门学杂费收入3737亿元，比1997年名义增长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远远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据供求一般规律，商品(服务)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但是不同商品（服务）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将价格变动时，需求量不变的情况定义为需求弹性为零，将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情况（即弹性系数小于l）定义为缺乏弹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弗森的研究结果，学费的变化对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3，属于缺乏弹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但教育市场仍处在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学杂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对入学率产生太大影响，教育产品的价格增加进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可见，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基础。第四，文化教育供给。文化教育供给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费。1999年以来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737.8万人。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中小学机构数以及各类民办机构也逐年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为居民教育消费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教育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教育消费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配给制”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没有或缺乏直接联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费供给集中在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兴趣教育相对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动因是升学和就业。教育产品供给种类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供需的错位直接影响文化教育消费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费供给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五，社会保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用自己一生的整体收入来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通过储蓄工作时多余的收入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人们会倾向于将当前用于保障未来的储蓄适当减少而转化为当前消费的增加。[11]目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够将工作阶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当期进行消费，客观上能够增加当期的文化教育消费。所以，社会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费的保障基础。
促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现状了解的基础之上，并认清其主要影响因素和机理，从增加居民收入、引导消费观念、优化产业政策、改善教育供给、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文化教育消费加以引导，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关键是要加大劳动报酬保护力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要健全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努力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此外，还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如拓展金融产品投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等。只要居民收入提高了，再配合其他政策的引导，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一定能“水涨船高”。（二）改善消费观念随着高校扩招和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新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大学学费太高、毕业后工作难找是主因。文化教育投入即时消费又是投资，就业困难只是短期现象，长期居民素养的提高更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要重视对文化教育消费观念的引导，使人们能够摆脱文化教育消费的误区，树立健康的教育消费理念，正确看待文化教育消费投资和回报在时间上和表现上的不同。（三）优化产业政策通过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发展文化教育产业。变传统的抑制型、自我积累型、自我服务型政策为现代的鼓励型、信贷支持型、社会服务型的政策。比如除了保持和发展高校内部原有的教育消费贷款外,要重点发展商业银行的助学贷款,并着力完善担保、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贷款利息等相关实施办法。（四）改善教育供给怎样启动消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采取各种手段发挥供应方面的潜力，提供经得起消费者挑剔眼光的有效商品，刺激需求，并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刺激教育消费也是如此，必须首先改善教育的供给。改善教育的供给必须从教育供给的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扩大教育规模，保持高等院校招生合理增长，以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读书、学习的消费需求。同时还要鼓励民间办各种各样的义务教育学校，包括贵族学校、营利性学校，以减轻各方面负担，缓解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的结构，教育的供给要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学历教育和成人教育，应该鼓励大力发展技能教育和兴趣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二次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等其他多种教育方式，要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网络培训，教育内容和手段要高科技化等。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得方面得到普遍提高，提供有质量、有差异的教育供给。尤为重要的是要面向广大农村，培养大批有针对性、实用型的中学后人才。中国农村中学后教育极端缺乏，若能针对农村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收费合理、高质量的中学后职业教育，市场将会很大。（五）完善社会保障随着中国逐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的全国覆盖，为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提供了保障基础。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均衡不完善，依然制约着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的文化教育消费。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其生存压力，保障其发展动力，促进这些地区和家庭能够负担基本的文化教育投资成本。这不但能够增加居民文化教育消费，而且对于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注释①本图中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人均文化消费等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变化系作者计算得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数据借鉴徐雪高、张振的做法，选自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由于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03年开始统计“旅游消费”，为了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相比较，故农村居民教育消费从2003年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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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上海民办高校在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现状，上海市德育实践课题《上海民办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及》的承担者通过设计《上海民办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和召开学生座谈会这两种方法对上海民办高校进行了实证调研，以期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调研发现，上海民办高校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活动效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2]。
（一）民办高校学生高度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在“您赞同传统文化中仍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发扬的精华吗？”选“赞同”的达92%。同时民办高校大学生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具有很多很好的价值和意义：在具体展开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时，40.1%的同学认为它“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16.45%的同学认为“可以增进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了解”，15.21%的同学认为“有利于提升民族的文化素质，丰富人们的精神家园”，32.5%的同学认为“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30.23%的同学认为“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2.45%的同学认为“有利于提升个人的人文品味”。（二）民办高校大学生普遍支持大力弘扬和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普遍看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在“您觉得大学生是否应该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一题中，选择“应该”的占比达83%；在“您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吗？”，选择“是持乐观态度”的占比达84%。这些态度对我们教育者培养民办高校大学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是非常有利的。（三）民办高校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效。民办高校注重发挥其所肩负的传承文化使命和职责，积极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民办高校都开设了传统文化选修课，并通过举办短剧展演、经典诵读、扶持传统文化品牌项目,修建传统文化教育长廊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来落实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一）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存在“知行不统一”的现象。民办高校大学生高度认可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但在参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具体表现为，在“上海市推出的一系列弘扬传统文化活动如汉字听写大会、经典诵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您参与过吗？”这一调研题目中，仅24%的同学选择“参与过”；在“您喜欢《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诸如此类的文化综艺类节目吗？”这一调研题目中，仅有34%的同学选择“喜欢”;在“您选修过传统文化类的课程吗？”，仅有32.5%选择“选修过”；在“您喜欢参与弘扬传统文化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吗？”，仅有28%的人选择“喜欢”。（二）民办高校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有待于提高。通过课题组调研发现，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书籍的阅读量低：只有18.52%的同学对四大名著都读过，读过《孟子》的只有25.13%，读过《大学》的只有12.54%，读过《中庸》的只有7.96%，全读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4本经典文集的只有6.35%。本次调研问卷还设计了9个国学常识问题，答对率不容乐观：只有1道题答对率超过60%，3道题目答对率在50%左右，5道题目的答对率只在15%-38%之间。（三）民办高校应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实效，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您觉得学校里的传统文化教育效果如何？”调研题目中，只有40%的学生认为好，56%的学生觉得一般，4%的学生觉得不好。在影响传统文化教育效果的众多因素中，通过调研发现位居第三位的因素是“传统文化教育师资力量不强”，具体体现是““您获取传统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这一调研题目中发现，学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的途径是网络媒体，其次是课外书籍课外活动，最后才是课堂课本，这一调研题目反映出来传统文化课程的授课老师应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弘扬传统文化能力。民办高校专业课老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也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在“您学校里讲授专业课的老师能否在课堂上将传统文化内容有机融合进课堂专业知识中？”，选择能的仅有45%。
（一）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校园传统文化氛围的淡薄，使得传统文化教育实效受到影响。当下大学生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复杂，外来文化、网络文化、青年流行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种类使得传统文化教育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本次课题组通过调研：“您喜欢传统文化却没有关注或者参与很多相关活动的原因”时，发现“休闲娱乐多样化的诱惑”这一选项排名很靠前，再次印证了这一结论。目前民办高校由于办学较多定位于应用型技术型大学，导致学校对专业知识教育很重视，而对很难产生立竿见影效应的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有待于加强，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缺乏有系统、有组织的协调、管理，各部门之间、校际之间缺乏协同、合作，呈现出“组织散乱化”的状态，所以导致校园文化中传统文化教育氛围不够浓厚，本次调研问卷中，“您觉得学校里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什么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校园文化中传统文化氛围不浓厚”。（二）民办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仍存在“知性德育”教育方式的痕迹。所谓知性德育又被称为“知识德育”、“思维德育”，其主要表现就是将道德教育窄化为道德知识的传授，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和践履；无视学生的个体生活需要。知性德育的后果就是将道德和生活严重割裂开来，最终产生了“知行不合一”的教育效果[1]。目前民办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领域覆盖上都是存在脱离学生生活的痕迹,未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您觉得学校里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否满足您的需要？”调研题目中，只有25%的学生认为能满足，50%的学生觉得一般，25%的学生觉得不能。通过调研题目“您认为民办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民办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教育方式方法传统老套，讲述过多，体验太少”，第三大问题就是“教育内容不能满足大学生需要”。在传统文化教育领域覆盖方面，目前民办高校传统文化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两个“窄”化现象，第一个窄化体现在仅将传统文化教学局限在传统文化类课堂中，而没有融入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之中，本次课题组调研问卷中“您学校里讲授专业课的老师能否在课堂上将传统文化内容有机融合进课堂专业知识中？”，选“能”这一项的比例仅占到40%；第二个窄化体现在“重学校生活、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重现实生活、轻虚拟生活”。从本次课题组在对民办高校大学生的“生活形态”进行调研时发现，大学生最在意的人和最常联系沟通的人首选都是父母，由此可见家庭对大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民办高校在与家长联系沟通的内容方面，没有建立起长久全面的联系沟通机制。另外，通过调研发现，民办高校大学生获取信息和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不是来自课堂，而都是来自网络，主要是QQ空间、微博、微信朋友圈，而这些网络生活空间，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还没有形成很好的介入和覆盖，从而导致教育空间的狭窄化。（三）民办高校学生自身的心理因素影响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实际效果。民办高校大学生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心理因素构成了传统文化教育接受过程中的严重阻滞力，影响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具体来说，在接受能力方面，由于民办高校学大学生比同层次公办院校降低1-2个批次，学生生源主要是一般高中生和三校生（中专生、技校生、职校生），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差，文化基础知识薄弱，认知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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