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在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断加大文化输出的力度，并把文化扩张的重点转向中国，致使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自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消除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良影响，降低西方文化输出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冲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当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就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产品输出、教育活动交流、互联网文化传播等途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企图推销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使非西方国家不断“西化”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树立国民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市场行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绝非简单的交易，也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构建了多元立体的输出策略。西方文化输出策略大致有以下几种。
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表面看起来是“无为而治” 的市场行为，实则是“积极有为” 的文化战略扩张。西方国家的文化政策渗透于国家战略之中，国家战略是推动西方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以美国为例，虽然没有文化部和制定专门的对外文化输出政策，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文化承担“选民” 责任和传播“使命” 意志。美国文化输出价值取向明确、价值诉求清晰，普世主义和爱国(美)主义是其一以贯之的“主旋律”。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美国必须在国内坚持自身价值观，同时在国外推广普世价值观”，同时还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无独有偶，西方其他国家也竞相效仿，如法国政府通过文化部和外交部制定完善的文化政策，实现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其中建构了针对中国的“傅雷计划”，资助出版社，培育对法国文化的认同。默克尔政府则先后出台了《新亚洲战略报告》 (2007)、 《对外文化教育政策赢得伙伴、传播价值、维护利益》(2011)和《安全政策与联邦国防军未来白皮书》(2016)等推广德语和德国文化的策略，其中《新亚洲战略报告》(2007)明确提出推行“价值观外交”，以应对中国对西方民主体制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不断推进传播手段的技术变革，帝国主义和文化统治问题在全球范围得到进一步加强。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传播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互联网的根服务器都放置在西方国家，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放置于美国，其余3个辅根服务器分别放置在英国、瑞典和日本。在现代网络技术方面，西方国家纷纷强化了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如美国的《国防部网络战略》(2015)、德国《网络安全战略》(2016)、法国《数字化路线)、《英国数字化战略》(2017)等均通过推进数字化服务来加强现代传播手段在信息领域的主导权。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占据了世界互联网公司前五强。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和经营工具按照西方的价值预设和思维方式运行。西方国家从网络自由、信息自由流通中获得了话语的绝对支配地位，“专制”“独裁” “人权” “自由” 等字眼与中国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就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互联网传播，联合中国国内的5亿互联网用户和8000万博主来“扳倒中国”[3]，其中2010年“谷歌事件”就是美国对我国网络主权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2014年的香港“占中”事件更离不开西方国家的网络渗透和推波助澜。
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文化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通过对外输出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培养中间阶层和社会精英等方式，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控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霸权国家，美国很早就开始了通过教育交流的方式实施文化扩张，明确把教育交流作为“对外政策的第四维” 来看待。其中福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合作国家已达160个，参与学者近30万人，可以说该项目营造出了外围的亲美气氛。造就了一批亲美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根据美国(2016年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2015-2016学年，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地，达到328547人， 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1.5% 。而2014-2015学年，美国在中国留学生数仅12790人，占美围海外留学人数的4.1%[4]。这说明中国同美国在教育交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在国际教育交流中，英国通过文化教育协会、德国通过歌德学院和法国通过法语联盟等机构积极推动对外教学，在国外建立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基地，保证本国语言“话语主权” 地位，培养亲西方人才。可见，教育交流已经成为培养对西方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在不对称的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交锋之下，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固有认知和思维方式被颠覆，西方国家被认同为现代民主样板，而中国则被打上“极权” 与“专制” 的烙印，“杨舒平现象” 的出现也绝非偶然，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西方国家通过塑造国际文化标准、输出叙事范式来束缚中国学者对自身的正确认知和表达，以固化他国对中国的负面形象。西方国家基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 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崛起” 的叙事框架，并以此引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在这种叙事范式之下，中国的崛起被界定为“中国威胁”，中国的“协商民主” 被称为“专制”。在西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化人“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适应西方文化的逻辑规则和评判标准，把自己塑造成为西方文化标准的模仿者和执行者”[5]。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维护自我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中国在文化标准层面的失语，意味着中国文化自主性被剥夺。
西方文化输出的实质在于推销其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理念，论证其文化的优越性和“西方中心论” 的合理性，进而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西方文化输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价值观念输出是西方文化输出的最核心部分， 旨在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政策选择和政治走向。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的价值观渗透。并把自由、民主、人权为核 D的西方主流价值观提升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加以推广，企图把中国的发展道路引入西方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陷阱之中。“民主人权输出” 的首要价值理念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即把西方的人权作为“普遍人权”加以推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成为美国人权报告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中在美国发布的2016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就媒体自由、、选举权利和司法程序等问题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英国政府在其2016年度《人权与民主报告》中也将中国列入“优先关注国” 名单，指责中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问题。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对中国的价值观念输出就成了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必然选项。美国雪城大学莫伊尼汉研究员劳泰瑞指出：“美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相当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因此“通过文化和贸易接触引导中国发展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的体制，这就成为美国人不言而喻的希望”[6]。
在以西方价值观为理论预设的前提下，“民主” 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三权分立、和普选制。在西方学者看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同时也是一对“双生儿”。因此，当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西方学者就将“民主政治” 作为中国政治的未来图景进行预判。在西方民主输出战略推动之下，西方政治自由主义、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源源不断地涌人中国，仅在领域就形成了西方观、伪社会主义观、真诚的社会主义观等形形的反社会主义的流派，“它们即使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也与之竞争，并且党对真理的排他性解释也随之面临挑战”[7]。
宗教本身是一种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思想是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经理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8]虽然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宗教的世俗政治倾向被否定，但是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借宗教力量来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企图，因此推广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成为西方对华文化输出的重要议题。
西方宗教自由内涵广泛，不仅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而且包含了“不加限制的传教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推动宗教自由理念和实践输出，在华建立了完善的宗教输出系统。据统计，我国现有基督教堂、聚会点5.6万处，基督教徒2300万4000万人左右[9]。西方国家在传教过程中将基督教视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借机宣扬西方宗教立场和政治主张，否定中国孔孟文化，鼓吹美国的繁荣是源于基督教，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不信教。在传播过程中以“信仰至上” 统摄一切言行。孤立引用“听神的，不听人的” 教义，推行以宗教干涉世俗政治的自由，如《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17年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基督教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先验性等特点，当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基督教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可避免地遭到疏离和排斥。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指出中国正在基督化，中欧体育官方网站“就目前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界的增长情况来看，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将达到总人口的20%一3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基督教世界观将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主导世界观，甚至在军方高层也会产生重要影响”[10]。
知识体系在对内增强文化认同和对外赢得国际话语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走向强大的基础。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散，并进入中国，成为阐释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丁具。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和传播优势，创造了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形成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知识体系，并垄断了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大量进入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成为部分知识分子评判中国实践的重要尺度。比如说，在经济学领域，部分学者对“撒切尔主义” “里根经济学” 和“华盛顿共识” 过度推崇、全盘肯定;在历史学领域，“线性进化论”“冲击一反应论” “传统近代论” “中国中心论” 等学术观点对我国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史学研究中西方话语范式盛行，形成了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于中国史学研究方法、普世价值优于中国价值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认识误区。
生活方式总是受价值观的支配。西方社会追求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必然导致一种异化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西方国家生活方式不断传人中国，以生活文化为基础的时尚文化、品牌文化、娱乐文化对我国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具体表现为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膜拜和消费主义的兴起。
西方消费主义呈现出非政治化、感性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现象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西方社会特定的意识形态，即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自由民主”等意识。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们可能难以理解和体验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是对来自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则有更为直观的感受。牛仔裤总是与西部牛仔、西部神话相关联，具有个性象征和自我标榜的意蕴;可口可乐是活力、激情、创造、享受等美国精神象征;好莱坞电影展现的是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和救世主精神。不管是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歌剧，还是英国的足球、法国的时装等，它们所展现的就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背后所体现的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人们在品鉴、使用、观看和欣赏过程中，不仅在消费其使用价值，也在认同其符号价值，即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合理化为个人的“自由” 选择，把消费的不断增长看作是社会越发“平等” 和“民主” 的象征。
从文化交往的规律来看，文化总是从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流动。这种不对称的交往格局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首先，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遭到质疑。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面临严重被边缘化的危机。在生活方式上，汉语让位于英语，民族传统节日让位于西方节日，传统文化精品让位于西方文化快餐。圣诞老人、好莱坞、迪士尼、麦当劳等具有西方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席卷中国，使人们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上越来越趋同于西方。在民间信仰上，2000多万基督教徒的信教事实表明西方文化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虽然基督教与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但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和道德要求存在着激烈冲突，甚至是水火不容。在文化心理上，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在“审父”与“审己”两种思维之问徘徊，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 去中国化不够彻底”[11]。西方对妖魔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认为中国人性丑陋，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和理性科学精神，只有将传统文化西方化才能接近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部分国人常常流露出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疏离与鄙夷情绪，认为传统文化是糟粕，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逐渐失去应有的尊重，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断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其次，革命文化的合法性和正义性遭到解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文化结晶，是我国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自由主义势力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某些特定阶段性发展的错误分析，掀起了对待中国革命和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一些人对中国革命史采取了历史相对主义态度，对中国革命史、党史不断“虚无” “还原”与“重评”，将歪曲中国革命与美化西方侵略相结合。主要表现为：其一，歪曲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如艾奇逊的“人I21论” 就认为发生革命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12]。邹谠的“革命制造论”认为，“中国革命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13]。其二，否定革命的进步性，指责革命是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鼓吹改良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如刘再复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革命后“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14]。其三，历史虚无主义者将西方的侵略美化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民的抗争丑化为偏离近代文明的主流。这些表现不仅否定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执政的合法性，消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人民思想混乱。
最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科学性遭到挑战。在这场不对等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遭到挑战。部分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用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文化发展问题，要么给中国冠以“反普世价值” 的污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流失，如布热津斯基、福山、亨廷顿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就要远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要么就将中国归于西方“普世价值” 的框架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失去自主的文化价值认同，文化自信被虚置，如江忆恩、贝一明、黄亚生等，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奄奄一息。如黄亚生所说： “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15]
由于中西交流的不对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其内容规定、话语阐释和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缺乏行之有效的批判化解能力，这一切导致了人们理想信念的弱化和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同时，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失语。一方面，西方理论界提出了诸如自由、民主、平等、现代性、全球化等多核心概念和文化标准，并借用这些概念来阐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在预先设置好的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就被置于一个相当不利的位置。“中国经验” “中国理论”“中国道路” “中国价值”的理论阐释和学术建构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见表1)。在西方的话语中，中国早已成了一位离经叛道者，民主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层出不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缺乏相应的概念、理论、观念去阐释，尤其是缺乏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构，难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部分学者就看向西方，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观照” 中国，这种简单套用西方模板，其实就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虚无，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不自信的表现。
虽然西方文化输出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文化并没有丧失自主、自知与自觉的主体意识。
首先，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文化自信注人了强大的动力。在当代，文化自信的实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工业化运动，不仅使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而且促使中国从自己文化根基中寻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并非西方所渲染的“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模式，而是基于历史和国情之上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从经济上来看，中国道路展现独特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超越(见表2)，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从政治上来看，中国的“高度凝聚力” “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和“有自我约束净化能力” 的形象逐渐被海外群体所认同[16]。“选贤任能”展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加拿大学者贝淡宁指出，“选贤任能” 避免了“一人一票” 形式的多党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弊端，实现了对西方民主制的超越，避免了让“中国版特朗普”进入权力核心[17];从文化上来看，中国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淡化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强调和谐统一，实现了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调和，既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又实现了尊重和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理论体系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国民性格、价值观念得到进一步的恢复、重塑与升华。
其次，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来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依然没有动摇。中国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虽然近代以来持续百余年的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化自信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并未动摇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集体与个人、和谐与冲突、责任与A由、精神与物质的侧重取舍方面，中国依然明显有别于西方。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就认为，虽然经受思想解放的洪流，但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有别于西方人，他们认为个人生来就是集体中的一分子”[18]，基辛格指出：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19]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没有消失，和谐包容、自强不息的国民性格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没有变。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民族自信会再次被激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总是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时代精神相结合。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救亡图存、凝聚全民族思想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启迪民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文化所彰显的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传承和弘扬，这也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虽然否定革命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蔓延，但是革命文化经过战争年代的洗礼和改革开放的淬炼，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一直保持着对文化进步的向往与追求，并能够自觉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对自己的文化有准确定位。不仅能够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树立文化自觉意识，而且能够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的不同文化交融中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做到“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梦成为中国人的共同梦想，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诉求。正是有了这种文化上的自觉，才有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虽然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但是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走向“历史的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没有归顺西方“普世价值”，而是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指引下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自信的构建自然离不开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习指出： “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20]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为正确认识、评价和借鉴西方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中国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选择的自觉意识正在回归，这为理性认识西方及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元素。”[21]中国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承担了新的文化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的领导始终贯穿于中国求独立、求富强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 1、5得到进一步增强，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开启了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型。
其次，中西文化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能够做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虽然西方文化输出对中国文化自信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中西文化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如同佛教实现中国化一样，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也将被中国文化所转化、所吸收。客观而言，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西方文化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优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有益成分，如中国的经济模式吸取了西方经验，引入了市场机制，并维持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西方学术倡导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也是我们学术文化需要学习的。毋庸置疑，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对西方文化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估，在比较中借鉴其积极成分，在选择中扬弃其消极成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生命力。
最后，借鉴、吸纳西方文化不是归顺西方“普世价值”。中国虽然借鉴西方经验，吸收西方因素，但绝不会变成西方。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进行的民族化。曾经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2]，“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23]。虽然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保留了非常强大的国有经济， 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私有化的路子：虽然吸纳西方民主因素，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但是中国不会搞三权分立、全民选举。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借鉴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基础之上，保留中华文化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体系。
中国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包含了在认识、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实现对西方文化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维护自身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之上，不断增强对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接纳能力和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内生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形成了中国道路，而且打破了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丰富世界发展模式和文明的多样性，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注入了时代内涵。“当代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24]，“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5]。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陈先达：《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邓纯东：《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4]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5]秦宣：《文化自信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求是》2017年第8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文化输出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17BKS089)的阶段性成果。
[1]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0一4l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4]转引自黄金鲁克、魏霈侃：《美国留学新亮点》，《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8日。
[5]金民卿：《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会不会失灵》，《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
[6][美]劳泰瑞：《文化关系》，沈大伟编： 《纠缠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60页、155页。
[7][德]海克霍尔比格：《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吕增奎、王新颖编：《寻求变革：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9]参见《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人民日报》2014年8月6日。
[11]王岳川、胡淼森：《文化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12]转引自《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0页。
[13][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1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64页。
[15][美]黄亚生：《“中国模式” 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6]《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北京：中国外文局，2016年，第8页。
[18]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19][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XIII页。
[20]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线]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光明日报》2016年l1月23日。
[22]《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
[23]《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82页。
[24]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页。
[25][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作者简介：任成金，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潘娜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察网(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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